南方周末记者 陈相成 程海琴睿迎网
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吴健
责任编辑 姚忆江
特朗普暗示，正走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而这似乎是消除威胁的最后机会。
“客户基本卡在最后一步——钱在账户里，但没法及时告诉我们和供货商怎么操作。”代理商这样回复刘毓文。
“我们已经不谈论房子、车子或投资了，年轻人只担心下个月能不能付得起房租，能不能吃饱饭。”马苏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自己的收入仅略高于伊朗最低工资。他原本计划出国读博，但在经济困境下，这一计划遥遥无期。
美国向中东的军事部署一直没有停止，伊朗的经济脆弱性和政治不确定性也在加剧，处于数十年来最虚弱的时刻。
2026年1月6日，德黑兰大巴扎内大街人头攒动，这里也是骚乱燃起之地。此前罢市期间，一度空无一人。随着复市，巴扎恢复了往日的繁忙。巴扎商人作为传统城市中产阶层，在本轮抗议中被视为重要的社会力量之一。受访者李炫璇供图
“是时候在伊朗寻找新的领导层了。”据环球时报消息，当地时间1月1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公开表态。
这正是他最喜欢的“战略讹诈时刻”。特朗普暗示，美国正走向与伊朗的全面战争。
据新华社1月15日消息，美国军方消息人士透露，预计未来几天或数周内，美国将向中东地区增加陆海空军事力量，包括至少一艘航母，为特朗普“在决定对伊朗发动打击时提供军事选择”。
伊朗局势背后的多重裂痕，如今看上去始于一场经济问题的抗议：2025年12月28日，因本国货币里亚尔兑美元汇率创出历史新低以及生活成本飙升，愤怒的德黑兰商户关门罢市，抗议迅速蔓延至国内多地，并发展成骚乱。
另据央视新闻1月17日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表公开讲话，谴责近期伊朗国内的骚乱是由美国煽动策划的，美国应该为这些“罪行”负责，“美国总统亲自参与了这场骚乱，他是这场罪行的一部分”。
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表示，政府重视倾听民众诉求，决心解决好伊朗人民面临的经济困难，但不能容许美国和以色列教唆匪徒制造动荡，“如果说伊朗人民生活困苦，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政府及其盟友长期以来的敌对态度和非人道的制裁’”。
伊朗安全官员透露，目前已有约3000名恐怖组织成员及参与骚乱的人员被捕。另外，还有111名政府安全人员丧生，冲突烈度令人震惊。
不断传递出的信息显示，美国和以色列新一轮对伊军事打击已箭在弦上，美国将这种行径辩护为，“为了中东稳定的预防性战争”。
对于接下去局势将何去何从，各方看法截然不同。海湾阿拉伯国家似乎认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气数将尽。
可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断网，断联，“汇不出钱”
“万幸，客户给我报了平安。”
2026年1月13日晚，接到来自伊朗的电话后，郭丽萍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地。
从事自行车与电动车出口近二十年，她在该国拥有稳定的销售渠道。除了日常业务对接，与伊朗客户也已建立起超越生意的私人情谊，“就像家人一样”。
然而，自1月8日起，这位伊朗合作伙伴突然失联——电话不通、网络中断，所有联络方式全部失效。
在德黑兰大学交换学习的中国学生陈冠廷一度感到焦虑。最初几乎每隔两小时就尝试与国内取得联系，但多次未能成功。“我把两个手机的相册翻来覆去地看，回忆一下，再看一下书。”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对于同在德黑兰大学交换的中国学生李炫璇而言，断网则早有预期。
据央视新闻消息，当地时间1月8日20时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实施网络管控，全国互联网服务也陆续中断。
陈冠廷和李炫璇两人于2025年11月抵达德黑兰大学进行交换学习，抵达伊朗才过2个月。随着美伊局势持续升级，1月13日，在多日联系陈冠廷和李炫璇无果后，两人所在的西北大学立即成立应急处置小组，负责处理学生撤离问题。
在各方的通力合作下，该校最终在1月14日为学生购买回国机票，并将信息有限转达。1月15日，两人最终平安回国。
通过新闻媒体，郭丽萍得知了伊朗断网的消息，“当时挺着急，没有什么比平安更重要”。
转机出现在1月11日。客户通过其在迪拜的亲属辗转联系上郭丽萍，告知暂时安全。两天后，客户本人终于拨通她的电话，“抗议活动已平息，晚上不出门就没啥事，政府也建议民众晚上8点后不要上街”。
自2025年伊朗调整海关政策以来，清关周期大幅延长——快则一个月，慢则长达半年。“有一批11月18日的提货单，到现在还没进客户仓库。”郭丽萍向南方周末记者直言，即便局势好转，对伊贸易也面临不小挑战。
伊朗货币里亚尔持续贬值，资金回笼周期拉长，企业承受着不小的财务风险。所幸，长期合作积累的信任成为缓冲。“现在双方都更看重对方的实力和信誉，会给予一定账期支持，共渡难关。”她说。
尽管局势仍有不确定性，但一通电话，还是让郭丽萍重拾了信心：“只要人没事，生意总能继续做下去。”
浙江绍兴的面料供货商刘毓文，也在焦灼中等待。1月13日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手中已有超200万美元的货款尚未收到，一部分货物已发往迪拜中转港，另一部分还在生产或打包流程。她表示，“这些都是伊朗客户的订单”。
客户并不是赖账，而是“汇不出钱”。自伊朗官方宣布断网以来，联络客户变得异常困难，支付通道也几近瘫痪。
“只能通过代理商知道一些消息。”刘毓文从迪拜代理商处得知，目前伊朗局势稍有缓和，国内的通话、转账等途径正陆续恢复正常。
但对外联络，伊朗仅有“境内向外拨打”有限权限，境外均限制回拨。加上互联网尚未恢复，很多操作无法有效进行。
这意味着，即便客户有心付款，也难以完成跨境沟通与指令确认。“客户基本卡在最后一步——钱在账户里，但没法及时告诉我们和供货商怎么操作。”代理商回复刘毓文。
200万美元不仅是数字，还有工人几个月的工时、上千米坯布的投入。如今，这笔生意悬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北的迷雾中。
伊朗全国性断网的数日里睿迎网，东阿塞拜疆省居民贾南每天驾车出发，驶向与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接壤的边境小城。她的目的只有一个：寻找信号，连上邻国的移动网络。
这名年轻的伊朗女孩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伊朗多地因抗议活动陷入通信中断后，她所在省份几乎完全与外界失联。
一旦成功上线，贾南便打开社交媒体，查看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许多海外网友留言询问她在伊朗的亲戚朋友是否安好。她利用短暂的联网窗口，通过伊朗内网通信去寻找这些失联者，再将近况反馈给焦急等待的亲属。
“我知道那种联系不上亲人的感觉，所以只要能帮上一点，就尽量去做。”她说。
当南方周末记者试图进一步了解当地情况时，贾南未再回复，断网状态下信息传递的艰难与不确定性再次显现。
据央视新闻1月17日消息，伊朗全境的互联网服务正在分阶段恢复，手机短信功能也于当天早些时候重新启用。
在全国断网期间，除了边境“蹭网”，伊朗人还能试图通过“星链”获取网络服务，但存在较大风险。美国企业家马斯克旗下的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宣布，为伊朗提供免费的“星链”卫星互联网服务。
据参考消息报道，1月13日伊朗国家电视台播放了缴获“星链”设备的画面，在大规模抗议活动期间，这些设备被认为用于“间谍活动”。
“伊朗此次并未采取全面断网，而是在特定地区实施通信限制，更像是一种针对抗议扩散路径的‘精准封堵’。”上海外国语大学杰出教授黄靖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表示。
纽约大学中东与伊斯兰研究系主任阿朗·凯沙瓦尔齐安（Arang Keshavarzian）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反对派力量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建立能够让人们进行协调、共享信息、相互支持并保持行动纪律的组织。海外反对派似乎既缺乏能力，也缺乏意愿去从事这种艰难而长期的组织工作。他们推动政治变革的策略，似乎更多依赖于社交媒体、精美的宣传册以及道义上的愤怒表达，而这些手段所能取得的成效终究是有限的。”
“从目前的结果看，这种做法在稳定局势方面，确实比全面断网更有效。”黄靖指出，2011年，埃及实施全国范围断网，结果不仅未能阻断抗议动员，反而加剧社会恐慌情绪，加速了穆巴拉克政权的垮台。
2026年1月8日，德黑兰南站人烟稀少。受访者李炫璇供图
“1美元兑换142万里亚尔”
这场受到世界关注的全国性抗议活动，最早源于经济问题。
据中新社消息，伊朗2025年12月通货膨胀率升至42.2%，食品价格较2024年同期上涨72%，医疗用品价格上涨50%。
基沙瓦尔齐是德黑兰大巴扎（伊朗城市中历史悠久、规模宏大的传统集市）里的钟表商，每年他都会和几个商人一起来中国，从深圳进各种手表，满足中低端客户的需求。
2026年3月，伊朗即将迎来什叶派新年，为提前囤货，“基沙瓦尔齐们”急需大量美元。然而伊朗银行外汇储备不足，商人只得转向黑市，以高价换取美元，这引发里亚尔急剧贬值。
绝望与愤怒的情绪迅速蔓延，抗议首先在德黑兰大巴扎爆发。起初是零星摊主，随后商户们纷纷落下卷帘门，汇入街头涌动的人群，高呼“通胀杀人”“别管巴勒斯坦、别管真主党、救救伊朗”等口号。
自2018年8月美国对伊朗实施极限制裁以来，伊朗被排除在国际金融体系之外，其所有银行均无法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SWIFT）系统。
这一举措对外籍游客造成直接影响——无法在当地刷卡或进行在线支付；对伊朗企业和个人而言，则意味着无法通过正规银行渠道开展跨境收付款业务。
尽管伊朗政府多方尝试绕过SWIFT限制，但此类替代手段不可避免地大幅抬高了交易成本。叠加国内经济持续低迷，恶性通货膨胀随之加剧。
“伊朗经济压力的形成，具有清晰的政策与市场传导路径。特朗普政府退出伊核协议并重启制裁后，首先受到冲击的是伊朗的能源部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区域国别研究院中东所所长田文林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分析，“原油出口从每天200多万桶降到大约100万桶左右，而国际油价又长期处在60美元上下的低位，两头同时受挤压，外汇收入迅速缩水”。外汇紧缩很快反映到汇率市场。到2025年12月底，1美元可兑换约142万里亚尔，而二十年前这一比例为1美元换3万里亚尔”。
李炫璇告诉南方周末记者，“2025年11月刚到伊朗时，一升装牛奶的价格约为60万里亚尔左右，但在2026年1月中旬离开德黑兰时，价格已上涨至70多万里亚尔，一升牛奶普遍在75万至85万里亚尔之间。”
“对普通家庭来说，生活成本明显上升；对商户而言，货卖出去了，但回收的货币在不断贬值，经营风险越来越大。”田文林指出，经济压力由此转化为持续累积的社会不满情绪。
25岁的伊朗人马苏德，选择走上街头，加入抗议队伍。
“我过去这样做过，现在也会继续。这关乎每个人，也关乎这个国家的存亡。政府甚至已经无法稳定货币、控制物价来拯救自己。”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已有超过两千名游行示威者被捕，死伤也不少。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马苏德将生活成本用美元算了一笔账：目前伊朗的最低工资不足100美元每月，而一打鸡蛋就要约4美元，一瓶食用油约6美元，一公斤肉要8-9美元。
“我们已经不谈论房子、车子或投资了，年轻人只担心下个月能不能付得起房租，能不能吃饱饭。”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自己的收入仅略高于最低工资。他原本计划出国读博，但在经济困境下，这一计划遥遥无期。
马苏德甚至戒掉了早餐，“我可以给你看看我家空空如也的冰箱”。
但南方周末记者没能等到这张照片。1月8日，德黑兰时间下午4点，马苏德最后一次联系南方周末记者，表示他正准备删除所有聊天记录，并请求对方暂时不要再联系他，“如果我在游行抗议中被抓，手机里和外国人的沟通记录，很可能会让我多背一项‘间谍罪’的指控”。
“痛苦的感觉会一层一层往上叠加，直到基本生活都难以维持。”浙江外国语学院环地中海研究院院长马晓霖向南方周末记者如此形容。
他提到，随着外汇持续紧张、里亚尔不断贬值，普通民众的财富迅速缩水。最初的抗议集中在要求政府缓解通胀、稳定物价，随后逐渐扩展为要求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与美国关系，以减少制裁带来的经济冲击。
再往后，示威口号开始直接针对伊朗在地区事务中的投入，出现“不要巴勒斯坦、不要黎巴嫩、不要叙利亚，只要面包和黄油”的表达，将外交战略与民生困境直接对立起来。
“当这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回应时，部分抗议就进一步升级为对体制本身的否定，甚至出现‘不要伊斯兰共和国’这样的口号。”马晓霖认为，这标志着社会不满，已从经济层面转化为对政治合法性的挑战。
“当前伊朗的抗议活动同时指向经济困境与政治不满。”德国柏林中东与全球秩序研究中心（CMEG）主任阿里·法托拉-内贾德（Ali Fathollah-Nejad）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由于部分政治精英同时掌握重要经济资源，抗议诉求往往超出具体政策层面，而延伸至对治理结构本身的质疑。
他认为，本轮抗议已表现出跨地区、多群体参与的特征，一些传统上立场相对保守的巴扎商人也被观察到加入示威或罢市行列，显示政权的社会支持正在面临压力。在这种背景下，当局更多动用安全与执法手段以遏制事态扩散。
当前，刘毓文同样被“钱”的问题所困扰着。“里亚尔变得‘一文不值’，成为客户付不出款的主要原因。”她说。
她陷入两难境地：总计200万美元的订单，生产线已启动，若强制中止，原料、人工、时间成本无法收回；若继续发货，货到迪拜后一旦伊朗客户因清关受阻或资金链断裂无法提货，后果更不堪设想。
“客户若无法按时提货，我将要支付高额滞港费睿迎网，转运回国也需要30%关税。如果一直放在迪拜，仓储费也是一笔较大支出，转卖价格也不理想。”
“唯有等待。”刘毓文一声叹息，“希望伊朗经济能尽快好起来”。
2026年1月6日，德黑兰大巴扎商铺陆续恢复营业。受访者李炫璇供图
骚乱，“颜色革命”前奏？
“防暴警察沿街巡逻，民众朝警察喊话抗议，声音不大，但语气激烈。”
1月7日晚，在伊朗中部城市伊斯法罕的商业街，中国游客李暾近距离目睹了街头的紧张气氛。
随后，一声闷响——塑料子弹击中地面，人群迅速散开。
李暾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数日前的见闻。“生活太艰难了，希望能够改变。”当地人告诉他，不满情绪集中在经济困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披露，2025年伊朗人均GDP降至4070美元，较上一年度明显回落。12月，伊朗政府启动官方补贴汇率的市场化改革，举措落地后引发里亚尔汇率的剧烈波动。
这引起了众怒。李暾说，白天的抗议多由普通市民参与，男女老少都有，像是在表达经济诉求。但一到夜晚，街头氛围明显不同，民众大多留在家里。“貌似伊朗人知道夜里会有更激烈的对峙。”
夜幕降临，一群蒙面年轻人开始出现。这些人行动迅速，疑似持有武器。由于语言不通，他无法判断身份，“这些人像是制造混乱的‘匪’，也有人怀疑是警方安排的清场力量。总之，与白天那些手无寸铁的市民不是同一群人”。
在李暾看来，这群“匪”的目的不在于和平抗议，似乎在煽动情绪甚至是进行暴力破坏。首都德黑兰，骚乱迹象变得愈发明显，“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催泪瓦斯和燃烧物气味，远处偶有枪声”。
陈冠廷看见的是另一种景象。“1月8日晚上7:45到8：00，我从超市购物回来在第五街区遇见聚集人群，里面没有发现有警察，人群的行为也没有造成很大的破坏，充其量是把垃圾桶里的树枝烧了。不到200人，大多为中青年，都戴着口罩。”陈冠廷说。
“从伊朗官方公布的画面看，伊朗政府打击街头骚乱分子的安全人员主要是着防暴服、持盾牌警棍的巡警（LEF）和着迷彩服并持枪的准军事部队巴斯基（Basij）。”军事专家石宏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他认为，前者大多是从本地招募，能应对较小规模的活动，阻止愤怒的人群冲击政府机关。但碰到较大规模人群并夹杂武装暴徒，就需要受过正规军事训练的巴斯基对付，他们和革命卫队对伊斯兰政权忠诚度是最高的。正是巴斯基，在2009年遏制住“绿色运动”的暴乱化倾向。
1月10日开始，李暾注意到德黑兰每个街角都部署了警力，巡逻明显加强。到了晚上，骚乱陆续平息，局势趋于稳定。城市生活逐渐正常，内网联络恢复通畅，对外通信仍处于待恢复状态。
据央视新闻1月13日消息，伊朗警察部队宣布，已逮捕297名骚乱分子，称这些人曾“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及美国有关联的暴乱组织”保持联系。
“观察过去数周的骚乱，越来越像一场由统一中心指挥的军事行动。”石宏指出，德黑兰、马什哈德、阿瓦士等地的暴乱分子同步袭击政府机构、执法部门、战略设施、银行和电视台等关键目标，并封锁机场与公铁路枢纽，切断急救、消防等民生基础设施，展现出高度的组织性与协同性。
据新华社1月13日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披露，“已经掌握了大量文件和证据，表明美国和以色列参与了此次内乱”。
“这种敌对状态并非简单由现实利益冲突驱动，而是深植于伊朗的意识形态根基之中。”谈及美伊关系的结构性对立，田文林表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反美、反以被纳入国家政治叙事核心，霍梅尼将美国定义为“大撒旦”、以色列为“小撒旦”，相关话语此后长期构成政治动员和外交政策的重要基调。
“不是因为伊朗的利益和美国以色列有多大冲突，而是植根于伊朗政体的伊斯兰属性。”他分析，对抗美国不仅是一项外交选择，更构成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事实上，自上世纪70年代末以来，美国对伊朗的单边制裁几乎从未中断，但制裁并未促成伊朗对外政策的根本调整，反而在长期博弈中不断固化双方的敌对认知结构，使冲突呈现出制度化、长期化的特征。
“大规模示威并非始于最近一轮动荡。”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李福泉指出，自1999年以来，伊朗社会几乎每隔数年便出现一次集中爆发的抗议浪潮，且间隔周期不断缩短。
他认为，抗议方式在发生变化。从早期以和平集会为主，逐步演变为更具对抗性甚至暴力化的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外部势力的介入不可忽视，美国和以色列的相关代理力量在信息传播和动员层面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局势更难以通过单纯的内部调节机制加以缓解”。
骚乱期间，一些不法分子蓄意攻击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建筑与纪念碑。在德黑兰自由广场，甚至出现当众焚烧遭美军空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卡西姆·苏莱曼尼画像的场景。更有极端分子对其当年遭导弹袭击身亡的惨状冷嘲热讽，竟以当地一种油炸肉饼“Kotlet”（碎肉饼）作比。此类行径被广泛视为一场歇斯底里的“文化暴行”。
石宏指出：“这种行为正是‘颜色革命’的典型手法——通过刻意挑衅、污名化被社会普遍尊崇的民族英雄，旨在瓦解国家共同价值观，进而动摇伊斯兰政权的合法性根基。”
他还强调，“颜色革命”如同一对齿轮，唯有“国内小气候”与“国际大气候”相互交织，方能催生所谓的“政治化学反应”。
当前抗议参与者成分复杂：大学生的诉求为更自由的世俗生活，工人要求改善待遇。而西部和南部的库尔德人、阿拉伯人则谋求高度自治。若缺乏强有力的统一领导核心，即便美以等外部势力介入，也难以有效整合反政府力量。在此背景下，军事手段往往被用作推动局势升级的“催化剂”。
令人玩味的是，据2018年俄罗斯出版的《信息战战略战术》一书披露，“颜色革命”可归纳为五步战法——即运用心理学的“群体性操控”理论对受众“洗脑”，让受众在思想上将国家明令的“违禁行为”逐步转化为：“激进行为”“另类行为”“合理行为”“流行时尚”“政治诉求”。
伊朗骚乱可视为“颜色革命”发展到第四步“流行时尚”和第五步“政治诉求”，即利用伊朗汇率暴跌引发的群众不满大肆煽动。
虽然事态已经看似逐渐平息，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
李暾了解到，伊朗社会存在严重的分配失衡。特别是革命卫队垄断了大部分国家资源，却很少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有民众直言，“钱被这些人赚走了，没回到普通人手里”。
等待客户消息的间隙，刘毓文比往常更关注伊朗局势。她深知地缘政治的风吹草动，远不止影响货币汇率那么简单。
“经贸往来的真正风险，不只是里亚尔贬值，还有战争的阴影。”
她坦言，伊朗民众已习惯汇率的剧烈波动，涨跌几乎成为日常。假若战火燃起，局面则可能急转直下。“特朗普不搞事情，应该问题不大，”她的语气中带着一丝无奈，“如果打仗，将可能带来无法预判的连锁反应。”
“这次抗议期间，能看到不同群体之间的分化，包括巴扎商人和大学生、青年群体，他们的诉求并不完全一样。”李炫璇说。
李炫璇回忆，1月6日上午他前往德黑兰巴扎时，市场仍在正常营业，“当时我拍了现场照片，也第一时间通过媒体发了出来”。但他注意到，中午之后部分商铺开始陆续关门，“巴扎商人可能是在尽量不影响自己生计的情况下，寻找一种表达态度的方式，其实是在工作和维权之间做平衡”。
类似的讨论也发生在街区空间。“有一次我在街区一家二三十平方米的小便利店买东西，店里很挤，两名来自东阿塞拜疆省大不里士的女性顾客正在和老板讨论局势，情绪比较激动。”李炫璇说，对方提到，“过去伊朗每次政治运动或革命，我们大不里士人往往都冲在前面。但这一次抗议，大不里士人似乎偃旗息鼓，都是本市的人在呼喊”。在他看来，这种说法反映出部分民众对不同地区参与程度不均的失落和不满情绪。
2026年1月15日，一名路人站在革命广场标语旁。受访者李炫璇供图
美伊心理战
据新华社1月14日消息，“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协同多艘舰艇，其中包括一艘攻击型潜艇，正驶向中东地区，即美军中央司令部任务区，预计需要约一周时间。
此前，美国、英国、法国等多国相继发布针对伊朗的最高级别旅行警示，并启动撤侨或缩减使馆人员行动。美国国务院于要求所有在伊公民“立即撤离”，并罕见地提供经陆路离境的具体路线。
伊朗一度宣布关闭领空，武装部队进入最高战备状态。在战争与否仍未明朗的情况下，各方首先释放的是高强度的政治与军事信号。
目前看，局势貌似出现缓和，但军事选项仍在桌面上，不确定性明显上升。
黄靖提出一种更具政治逻辑的判断：如果美国国内政治压力上升，反而可能增加对外采取有限军事行动的诱因。在这种情况下，对伊朗实施局部空袭，或在其他地区制造外交与安全摩擦，更可能被用作转移国内矛盾的工具，而非真正意在改变地区格局。
但从军事效果看，他认为，“伊朗是一个幅员辽阔、社会结构复杂的国家，仅靠几轮轰炸无法改变其政治走向。”如果不能投入地面部队，就难以对伊朗国内权力结构产生实质性冲击，而无论是美国还是其盟友，目前都不具备承受这种军事与政治成本的条件。
他判断，伊朗局势的根本变化只能来自内部。“如果内部结构不发生转变，单纯依靠斩首行动或战术性打击，既难以撼动政权基础，也不可持续。本身也是一种流氓手段。”
田文林认为，“判断美国是否‘会打’伊朗，还需要区分军事行动的方式和规模。如果是类似2025年6月那样的有限打击，例如实施小规模空袭，即使在形式上构成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其象征意义可能大于实际军事效果，与以推翻政权为目标的大规模战争并不在同一层级。”
从美国方面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的动力明显弱于以色列。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伊朗导弹的覆盖范围包括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一旦发生直接冲突，美军相关设施将面临较大风险。
李福泉则表示：“特朗普在对外军事决策中高度重视投入与回报之间的权衡，并会评估相关行动可能带来的风险水平。”他认为，美国并不打算在伊朗方向投入大量经济和军事资源，不可能展开大规模地面作战。。
李福泉分析，美方若实施打击，方式主要集中在有限规模的远程精确打击，包括由战斗机发射空对地导弹，或由海上军舰发射巡航导弹，对伊朗境内特定高价值目标实施打击。但由于载弹量和行动规模受限，这类行动整体仍将属于有限打击范畴。
“轰炸核设施是一回事，但要如何通过发射导弹来‘支持示威者’呢？”阿朗·凯沙瓦尔齐安（Arang Keshavarzian）表示，“真正可行的可能只剩下象征性打击安全部队目标，以及在通信和技术获取方面提供支持。”
威吓与摊牌
当地时间1月18日，伊朗总统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媒体上强硬表示，“袭击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无异于对伊朗人民发动全面战争’”。
美国向中东的军事部署一直没有停止，伊朗的经济脆弱性和政治不确定性也在加剧，正处于数十年来最虚弱的时刻。
“目前包括战争威胁表态以及媒体披露的作战计划在内的多种信号，都不排除属于整体施压策略的一部分。”马晓霖指出，“其目的在于向伊朗明确传递，我所有的选项都在桌子上，打也可能，不打也可能，剩下就看伊朗怎么表现。”
石宏分析，除从本土起飞的B-2战略轰炸机外，美军对伊朗构成最大威胁的空中力量，是部署在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的近百架先进战机，包括F-35A、F-15E、F/A-18E/F以及B-1B轰炸机。
该基地距伊朗核设施重镇布什尔仅约321公里，距设拉子空军基地约430公里，到首都德黑兰也不过1180公里，具备极强的快速打击能力。
以驻扎在该基地的美军第379远征联队所辖12架B-1B轰炸机为例：每架可携带24枚AGM-158B“增程型联合防区外空地导弹”（JASSM-ER），若从波斯湾中线位置发射，其射程足以覆盖设拉子和德黑兰的关键目标。
这意味着一次出击即可同时打击288个不同目标，且所有载机均可在敌方防空火力圈外安全发射后返航。
AGM-158B本身采用隐身设计，并支持预设多路径点飞行，能以复杂、低可探测的航线规避雷达，极大增加伊朗防空系统的拦截难度。
即便考虑伊朗可能采取电子干扰、实施反制措施，以及沙暴等恶劣天气影响，按保守估计85%的命中率计算，单次空袭仍有至少244枚导弹能够命中目标——这一火力密度已足以压制甚至瘫痪一座大型军用机场。
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在积极备战。有迹象表明，以南部内瓦提姆空军基地的第116“南方雄狮”中队与第140“金鹰”中队共约50架F-35I隐形战斗机，正密集开展远程突袭演练。
“在多数任务中，F-35I并不直接投弹，而是深入伊朗领空腹地，利用其高精度传感器搜集目标情报，并通过数据链实时共享给F-16I等其他战机，”一位不愿具名的军方人士透露，“更关键的是，F-35I还能探测到伊朗防空系统发射的导弹，并立即向编队发出预警：‘某型导弹正朝你飞来！’有了这些信息，后续打击就能更精准、更安全。因此，每次行动前，美军都会让F-35I率先出动。”
石宏指出，未来美以若对伊朗发动空袭，极可能沿用这一“隐身侦察+协同打击”的作战模式，将F-35系列作为战场信息中枢，大幅提升整体打击效率与生存能力。
相比美以可能投入空袭的机型，外界更关心的是进攻路线选择。
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束必铨认为，相较于美军依托遍布中东、半环绕伊朗的军事基地体系，以色列对伊发动空袭则需大费周章，作战链条更长、风险更高。
他分析，在2025年6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以军机群选择穿越防空能力薄弱的叙利亚和伊拉克领空，航程超过2100公里。
为支撑如此远程奔袭，以色列不仅动用了全部13架空中加油机（主力为老旧的KC-707），还暗中争取了美国和英国驻中东空军的情报、导航甚至掩护支援。
由于加油空域本身需战斗机护航，实际每个波次出动的百余架战机中，真正能投入攻击任务的至多仅占三分之一；而这三分之一中，又有相当一部分用于压制伊朗防空系统，真正用于打击核心目标的战机可能仅有十架左右。
正因代价高昂、效能有限，以色列正极力游说美国再次联手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意图“毕其功于一役”，彻底瘫痪伊朗的战略与战役反击能力。
与此同时，美国在2025年8月促成宿敌阿塞拜疆与亚美尼亚和解后，事实上获得了经由南高加索地区进行驻军或空运的通道。
考虑到以色列过去二十年持续向阿塞拜疆提供先进武器并建立深厚军事合作关系，这一变化不仅令昔日“高加索仲裁人”俄罗斯如芒在背，也让伊朗深感“大门洞开”——美以空军如今可从防空最薄弱的高加索—里海方向突入，直击伊朗设在“三线地带”的关键军事基地与军工设施。
当地时间1月15日下午5时许，李炫璇启程回国前往机场途中注意到，德黑兰通往霍梅尼国际机场的道路异常拥堵。“我们住在德黑兰西部，按以往经验，这条路去机场一般不太堵，通常50分钟到1个小时就能到。”
但当晚路况明显发生变化。“路上突然多了很多车，往城外方向的车队排得很长，看起来是在集中外逃。”
在他看来，这与流传的战争相关消息有关。“很多人通过伊朗国内网络看到了美国或者以色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消息，会联想到之前战争期间的情况，所以选择逃往安全的地方，很多人回了老家。”
“当晚的交通状况，很像之前局势紧张时，大家连夜往城外走的场景。”李炫璇回忆。
2026年1月15日，陈冠廷前往机场的路上遇到塞车。受访者供图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刘毓文、贾南、马苏德为化名。南方周末记者刘佳伦，南方周末实习生李澍田、曹文淇、卢语昕、冯筱雅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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